北京白癜风哪里看好中国“开会观”：爱跑题 一言堂 无理争论 没结果
会议话语权的改造——
中国人会不会开会？
中国人，会不会开会？按说，面对一个“会议大国”，提这样一个问题是多么好笑，但在“开会成灾”的另一种表述里，或许，会不会开会还真是一个问题。一个成功的会议，讲究平等民主，务实高效。开好一个会议的关键，是体制因素积累出来的会议文化，也就是说，你人品再好、官风再正，“会品”还真不一定就高。所以，打造新型的会议风格，就成了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话题。
秩序乏力—— “会灾”从哪里来
往往，很多的会议成了“磨洋工”，效果并不理想，长此以往，参会的人也失去了新鲜劲儿，没了耐心，于是“会灾”就成了必然的感受。
中国人，有几个一辈子没开过会的？记得曾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把周围的人划拉一遍，还真是这样，一个人，穷其一生，没参加过会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刚刚入学就要面临大大小小的班会、家长会、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工作后，只要有了顶头上司，参加会议就跟吃饭一样，必不可少了。
开会，是人类群居生活，再明显不过的维系方式了。人类生活的组织性和秩序性，让开会须臾不可分离。
会议的作用，既然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按说，人们对此早就应该驾轻就熟了，尤其在中国——会议大国，说到“开会”，那必然就是小CASE。
但事实情况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更多的情况是，中国人的开会，并不像领导稿子里最后必然提到的那个词所描述的——圆满完成。
往往，很多的会议成了“磨洋工”，效果并不理想，长此以往，参会的人也失去了新鲜劲儿，没了耐心，于是“会灾”就成了必然的感受。
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并不会开会，要不，干嘛这么受罪。
对会议的反感从哪儿来？对照一下那些把会议开得像模像样的地方、国家，会发现，秩序、规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如果对于开会，大家在内心都接受一种通用的会议文化，即通常可见的开会规范，那么，昏沉沉、乱糟糟的会议可能就不存在了。
西方，很早就有一种议事规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
据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对“罗伯特议事规则”就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翻译编写《罗伯特议事规则》，取名《民权初步》。在书中，孙中山写道：“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胡适认为，《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远胜过《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
可见，驱除“会灾”，打造一种健康的会议文化何其重要。
告知功能—— 中国人的“开会观”
其实，比较一下中国的会议和外国的会议的不同，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很多会议结论，早在开会之前，就已经私下“打招呼”解决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时有一段关于开会的重要讲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这段讲话里，提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中国会议文化里面的“骨干因素”。正是这种因素的作梗，才慢慢影响了中国人的“开会观”。
说中国人不会开会，肯定会有人不服气的。所以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怎样才叫会开会？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会才算是成功的呢？
有人说，中国人开会有四个毛病：爱跑题、一言堂、无理争论和没结果。而造成这一切的困扰因素主要是三个：会议的效率问题、民主问题和文明问题。其实，这也就是上面说的，文化的问题，规则的问题。有一篇文章提到：“开会是一门学问。把会开好了，可以发现问题，找到方法，赢得信心；把会开好了，可以提高效率，鼓足干劲，消除懒*；把会开好了，可以消弭分歧，取得共识。会开会的人，可以有的放矢，可以抓大放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是真本事；不会开会的人，只能随大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念念稿子，这真的不是啥本事。”有友更是幽默的提到：国外时兴“工作午餐”，边吃边说，吃完也就说完了。这办法看起来很难引进，是不是可以改革一下，一些鸡毛蒜皮的会在澡堂开，一丝不挂的平等交流，有助于减少官气。其实，比较一下中国的会议和外国的会议的不同，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很多会议结论，早在开会之前，就已经私下“打招呼”解决了。
会议的作用，似乎仅在于一个“告知功能”。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说不说的也没那么重要了。看到这一点，也就明白“离席”、“玩手机”是多么正常的事情了。
“麦霸”下台—— 会议话语权的改造
会议，就是用来对议题进行探讨的，如果，发言权总归那么几个人，大家的话都说不出来，那么，集体智慧，怎么会体现？
一场会议，谁说了算，也就是拍板权归谁，如果成为一个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这个会议就注定失去了意义。
因为，会议最基本的精神还是要着眼于“商讨”的。
张展信在《洛阳晚报》 上撰文，提到了一件事：一位从外国回来的朋友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在国内开会，很多人都没有进行发言，讲话的好像就是那么几个人，其他的都是听众？”先不忙着回答，看看当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会议主席华盛顿是怎么表现的——
几十天的会议，华盛顿只发表过三次讲话。第一次是开幕式致辞，第二次是有人有泄露会议内容的嫌疑，作为会议主席作了几句简短的批评，第三次是会议总结性发言。
在这里，华盛顿虽然是个德高望重的统帅，但他只是他人发言的倾听对象，起到的只是维持会议秩序的作用。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改造国内的会议文化？通过以上的两个比较，大概也能推敲出，话语权，应该是这种改造的紧要一步。
无论官僚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话语权的开放，将会导致这些问题的迎刃而解。
会议，就是用来对议题进行探讨的，如果，发言权总归那么几个人，大家的话都说不出来，那么，集体智慧，怎么会体现？
有人说，中国人最不善于开的就是那种协商会议，而对“一言堂”，则是拿手好戏。
民主会议，其实是有许多讲究的。被称为“议事专家”的袁天鹏说：“在议事规则框架下，你会发现，你得听别人说话，跟别人妥协，最后的结果可能大家都不是太开心，但实际上这是最好的结果。每个人的私利都得到保护，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它虽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一定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发展方向，是解决这个多元社会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