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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 的冲击与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清华金融评论》年07期
本文认为， 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结构变化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应对 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成为一个中短期冲击，经过5至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健康发展。
年之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5%，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我们假设中国年后GDP平均增长速度为4.7%，而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依旧保持%，中国GDP将于05年左右赶上美国，并于年达到美国GDP的.5倍左右。中国正常增长路径可分为两个阶段，—年的40余年以数量扩张为主和年以后以质量提高型为主。
经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各国经济体制在不同的实践、道路上不断演变。人类历史多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显著区别于欧美模式，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欧美模式也有明显不同。即使在欧美国家，大陆民法体系的德、法与北欧国家，也和英美普通法体系的体制有显著差别。中国经济体制在年改革开放以来走出一条市场导向、双规渐进、*府组织推动、面向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40年来高速增长证明了这条“中国道路”是成功的。对于“中国道路”，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体制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而美国市场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道路”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过渡，是一种阶段性的体制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是多样化的，“中国道路”是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扎根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在全面学习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在对全球经济开放的环境中，逐步演变、发育、成熟起来的，但显著区别于欧美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式制度和发展道路。
笔者对“中国道路”持第二种看法，基于四个原因：第一，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定义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数学抽象：所有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价格接受者，随机地在市场上相遇，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决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完全与完备，那么市场价格决定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数学抽象完全忽略了市场组织的作用，类似于物理学对一桶水中无数分子的随机碰撞的描述。正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忽略了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与成熟，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发育、生长与演变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第二，人既有个体的独立性，也有集体的社会性。经济组织将个人有机地组成集体，集体不是个人随机、简单地相加，由下而上（个人到集体）的加总，与由上而下（集体到个人）的分解都是经济组织的不同侧面。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与计划经济模型是两个极端，都不是现实经济组织的理想状态。市场经济组织因为其发育、成长路径、历史不同，必然呈现多样性，必然是路径依赖的。美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个人主义的侧面，而中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集体主义的侧面。美国和中国市场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企业有机集中起来，就集中方式而言，美国可能通过少数垄断企业、商业领袖对行业的领导，而中国可能通过各级*府对企业的组织。中美经济体制都显示出优异的组织效率、活力和强大生命力。但不同的是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近成熟，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发育之中，若将美国模式削足适履地套用到中国市场，则很有可能会限制、扭曲中国市场健康发展，或寄生出某些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市场体制怪胎，或陷入家族式官僚资本主义与社会动荡的痼疾。第三，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反思和改革的巨大社会压力。特朗普行*当局粗暴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美国*府对由企业推动的全球化的直接干预。如果中国市场加*府组织经济的模式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话，在中美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为何要如此反对、甚至恐惧中国的经济组织模式呢？体现了强大竞争力的中国经济组织模式为什么不能继续完善、发育与生长，反而要按照竞争对手美国的要求改弦更张呢？第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对全球尤其是诞生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成熟欧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巨大挑战。各国经济制度都须适应人工智能的崭新生产体系并做出革命性的调整。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因其尚未成型，因而可以更快、更容易在人工智能生产体系下发育成熟。这种适应人工智能生产体系的“中国道路”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并对全球经济体制适应于崭新生产力做出巨大贡献。
回到图1，年前后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发展道路的转变，要求路径1（即使没有 ）在年之后的发展阶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发育和要素市场发展。“中国道路”还在半途之中，还不成熟，还需要依次进行开放战略调整、制度发育与文化复兴。没有“中国道路”的成熟发展，我们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而年 对中国、美国、世界经济都带来冲击，也会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路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 不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美国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目的是要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维持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因为若按正常增长路径，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5倍，美国无法维持对世界经贸的主导权。年美国对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干预如果成功，就要维持美国GDP对中国GDP的领先（主导）地位。这个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成功”干预由中国增长路径代表：年美国GDP依然维持对中国GDP的领先地位，中国年之后显著偏离正常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 的发展若引发中国经济的日本式停滞、前苏联式危机或金融危机，则都有可能打断“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或成熟，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混乱甚至崩塌，演变成增长路径。
在中国对中美贸易摩擦做出正确应对下，中国则会进入图1中的路径： 对中国发展路径无疑会产生巨大冲击，无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短期内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调整或下降，且会偏离正常路径。但面对外部环境骤变，中国主动调整开放、改革与发展*策，进行结构调整，坚持“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有效处理 ，会使得 的冲击成为一个对“中国道路”的中短期的冲击。经过～年理清思路，5年建立调整框架，10年调整到位，10年之后中国增长将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并在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正确应对的路径的核心，在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有效处理中美贸易冲突，使之成为我们增长路径上的短期冲击。而失败的应对路径，是将中美贸易冲突演变成对我们发展路径的长期冲击，与发展方向的长期偏离。
全球化的结构变化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结构出现的深远的变化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内在原因。由图可见，自0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出现明显减缓趋势，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按总出口计算）已连续五年下滑，自01年起连续四年低于%。年的全球贸易已出现了降幅达1.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年虽有反弹，但仍为负增长；年首次出现.8%的恢复性增长，为年以来最快增速。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货物贸易增速在逐年下降，而全球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在逐年增大；中国已经和美国、德国一起成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以看出，全球化结构出现新变化，由原来“旧常态”的下“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已经转变为“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形成了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新结构。这种全球经济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演变。
01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年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达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是全球最多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其间，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带来中国贸易成本大幅下降，且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制度成本尤其是关税水平下降，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推动中间品贸易迅速增长，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01年起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位置被中国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贸易正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被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从图所描述的年和年占全球贸易总量80%以上的前0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来看，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年，亚洲各国（地区）大多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贸易大国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到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为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博弈的阶段变化。表根据两国数据，利用简单动态模型，可以模拟中美两国在正常路径下的经济增长，我们采用两种预测，高预测是购买力平价（PPP）下的GDP增长，低预测是年不变价美元下的GDP增长。将高预测与低预测调整之后取平均值，我们可将中美经贸关系大致分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年（中美建交），中国基本不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第二阶段为—年，当一国的GDP小于他国的1/时，定义为小国与大国关系，年中国GDP不到美国的10%，年是美国的1/，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第三阶段为—05年，中国的GDP大于美国GDP的1/，但小于美国GDP，中国已发展成为潜在大国，我们预测中国GDP将于05年前后追上美国；第四阶段为05—年，中国GDP从和美国GDP等量，逐渐增长至美国GDP的两倍，中美之间成为两大国关系；第五阶段为—年，中美共建新世界阶段。
我们预计，年中国GDP将接近美国的.5到倍；年美国人口将达到4亿～6亿人，中国人口将达到8亿～15亿人，两国人均GDP接近。而在小国与大国的第二阶段，作为小国的中国无法影响世界价格，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动接受者。中国的最优策略是“韬光养晦”，中美经济结构互补，中美关系以合作为主。在随后潜在大国与大国关系和两大国关系中，中美两国生产结构从互补转变成互补与竞争，两国经贸关系也由合作向竞争与合作转变。尤其是—08年期间中美关系很可能是竞争主导。在08年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回到健康增长的轨道，中美关系将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而在年之后进入共建新世界的合作阶段。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偏离了增长路径三，陷入增长路径二，则中美关系有可能长期不稳定。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的霸权地位，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产生大国利益的重新洗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工业1.0”，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工业.0”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电力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得以形成，称为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工业.0”，始于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出现，也被称为信息时代；最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智能（AI）产业为代表，以01年4月德国“工业4.0工作组”公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报告为标志，代表“工业4.0”的开始。
当下，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和第二大产业国，企业数量、技术专利等位居全球前列。美国AI布局全面领先，基础层、技术与算法层和应用层均有重要的技术创新，在芯片、算法、数据等核心领域有明显优势；中国更注重应用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与美国差距明显。总体而言，企业数量上美国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数量约为中国两倍，但在应用层差距略小。不过，人工智能革命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规模的容量、数据量的大小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以人脸识别为例，中国企业拥有的数亿样本量推动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超越。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市场容量、相对灵活的数据市场与坚实的电子制造业基础。正是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态势的焦虑，并触发 。
有可能触发中国经济的三种可能危险
第一种是日本式的停滞。0世纪80年代的美日 中，美国紧逼，日本退让以避免 升级；日本被迫对限制钢铁、半导体、电信等高端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日美 之后，日本高科技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日元被动升值导致出口失去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日本国内投资迟缓，并形成股市和楼市的“泡沫经济”，最终经济增长停滞，带来“失去的0年”。
第二种是前苏联式的激进*策变化与“改弦易辙”，并引发经济的崩溃。前苏联在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停滞后，迫于美苏竞争压力与国内社会压力转而采取激进的改革*策。年初用“休克疗法”，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迅速摧毁了前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0—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7年的GDP总值仅相当于年的57%，工业产出下降约67%。按0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俄罗斯0年的GDP为美国的18.8%，中国的.8倍。到7年，分别为美国的5.5%、中国的50%。而8年金融危机以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分别只有美国的1/10、中国的1/5。
第三种是金融危机。 逐步在商品贸易、双边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等领域展开。自从美联储货币*策由宽松转向趋紧，全球资本向美国市场回流，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金融动荡。如果汇率出现长期大幅贬值压力，引发金融资本外逃，造成资金链断裂，引起生产下降并进一步加深贬值压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如果危机发生，有可能在数周之内使得GDP大幅下降，其后果不亚于一次中型战争。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些发生危机的南亚国家至今尚未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
防范这几种危险的产生，并防止由此引起中国经济陷入路径二的增长轨道，是中国应对 的底线。
*策建议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核心是由服务于欧美市场等发达国家的小国开放战略，调整到以建设中国市场为核心的大国开放战略。中国市场已经接近于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零售总额有望在年超过美国，中国制造业产值是美、德、日三国的总和还多。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中国专利年申请量也会在近期内超过美国，领先全球。“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建立统一而开放、高效、平等、包容、普惠、多样化的中国产品、要素与技术市场，建立成熟的“中国式”制度，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服务于这个核心。
第一，建设亚洲共同体。全球已形成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多元化的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在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下，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是：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欧洲，年成立欧盟（EU），至年已有8个成员国；而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我们可以借鉴NAFTA及欧盟经验，以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为纽带，以现有经贸联系为基础，构建“亚洲共同体”。具体而言：第一步，达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以多边贸易和跨国投资为核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各国之间贸易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的区域内全面开放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实行产业结构跨国调整和转移。第二步，达到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关税和建立一致对外关税，形成“亚洲共同体”内无壁垒的共同市场，逐渐实现劳动力在区内的自由流动。第三步，形成共同货币区。首先建立区内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紧密联系，实现建立区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降低贸易和结算成本，增强金融稳定性。
总体而言，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可以参照亚投行模式，由中国主导，以亚洲国家为主，对全球国家开放，各国自愿加入。同时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形成亚投行、亚共体、亚基金三位一体的亚洲区域经济治理体系。 的一个困局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力打压。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我们会在亚洲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0亿～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会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打破美国高技术压制，推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现。
第二，解绑中美货币*策。中国的国际金融体制与美元紧密捆绑，集中表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相对固定、缺乏弹性的汇率，并由此带来中国货币*策与美国货币*策被动捆绑。也使得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都由美元来计价，稳固了美元的世界地位，但带来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缺乏弹性的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供求，不能对冲国内经济波动的风险。而且汇率相对固定就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来防守，如果守不住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本身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可能触发点。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会保持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但美元*策却以美国利益为*策驱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缺乏弹性会让中国货币*策顾此失彼。中美经济由合作走向竞争，人民币应该果断地与美元脱钩，实现浮动，这样人民币才可以与欧元一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向多元化转变。另外，亚洲共同体以中国市场为核心，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捆绑也不利于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须谨慎。 中，中国最为脆弱的是金融市场，如果资本市场过快地开放，会加大资本外逃或者热钱涌入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应对危机阶段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第三，建立开放而安全的技术体系。中国技术体系总体落后于美国，更为突出的是相当多的关键技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非常低，有些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技术。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技术总体上落后，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分工所致。既然可以从美国进口技术部件，国内企业也就生产其他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了。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促使中国必须考虑技术体系安全性问题，逐步实现关键技术不再完全依赖于境外垄断企业。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与建立竞争、高效的中国技术市场是一致的。如果某种技术产品在中国市场是竞争而不是垄断的，境外垄断企业很难超过中国市场占有率的70%，那中国技术市场安全性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我们应考虑一定的进口替代策略，使得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产品的市场拥有率，用5～10年时间从0逐步增加到0%。
总而言之，应对 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建设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市场。西方不亮东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中国须将 控制演化为对“中国道路”的阶段性冲击，在5～10年的调整阶段过后，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轨道。
（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感谢陈骁、苏立、王涧秋和余心玎在本文写作过程的讨论与帮助，作者文责自负。）
沈逸：坚定应对特朗普的“自残式要价”，勇夺中美战略博弈阶段性胜利——中美 观察（九）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治系副教授
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年5月10日，尽管中国*府的谈判代表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到了华盛顿，谋求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但令人遗憾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陷入某种“癫狂状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决定将贸易限制措施升级：从5月10日中午1时之后，将已经执行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升到5%；并明确表示已经启动对剩下的00亿美元商品征税5%的相关程序。
图源：央视
同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美方还对中方表示，希望在0-0天时间内达成协议，亦即要求中方全盘接受美方的要价，谋求以“极限施压”实现“胜者通吃”，迫使中国在年的某个时候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
于是，善良的国人，再度以略微意外的心情，迎来了某种黑云压城的态势。因为各种原因，以复杂心态表现出的各种言论，也接着这一波特朗普的推特攻势，甚嚣尘上。特朗普自己的心情多少是不错的，一如顽童终于可以挥舞着他心仪已久的武器，向其他人表示自己的强大与无畏。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5月10日上午4时到5时，特朗普连发了八条推特，阐述自己的“英明神武”：
1、与中国的谈判继续以非常和蔼可亲的方式进行，绝对没有必要匆忙（达成协议），因为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对美出口的亿商品都要缴付5%的关税，这些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美国财*部。
、对剩余的中国对美出口价值50亿美元的商品征5%税的流程已经开始。美国对中国只有1亿美元的出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均衡。我们将从对中国的征税中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
、我们将把从中国获得的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用于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这个额度比中国购买的农产品总数要高得多，然后美国将把这些农产品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运往遭受贫穷和饥饿的国家。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希望他们不要再次尝试重新与我们交易（指中方不接受美方提案，提出反建议）
4、我们每年在与中国的疯狂交易中损失5亿美元，持续了很多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5、关税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财富，甚至超过传统类型的惊人交易。此外，更容易和更快速。我们的农民将会做得更好，更快，饥饿的国家现在可以得到帮助。对某些产品的豁免将被授予，或者转到新的来源！
6、...如果我们从农民手中购买了亿美元的农业（商品），远远超过中国现在购买的，我们将有超过亿美元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医疗保健或其他任何东西。中国会大大减速，我们会自动加速！
7、在美国生产你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税！
8、你最喜欢的总统厌倦了等待中国帮助（解决美国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并开始从我们农民手中购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
对年以后国际关系史熟悉的人，应该会觉得这些推特背后的情绪是非常熟悉的：年代，接到古巴要求提供保护的邀请之后，“脑洞大开”决定将中程弹道导弹运进古巴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常会陷入这种基于错误知识结构和一厢情愿思维模式的状态之中，然后以拍脑袋的方式作出某种看似强硬的要价。
或许历史老人觉得毛熊在那个世界里过于寂寞了，因此希望加速鹰酱去那里陪伴毛熊的历史进程，在隔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之后，这种具有显著“自残式要价”的思维框架，被植入了灯塔国当代大统领的脑袋里，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为什么说是“自残式”要价呢，最主要的理由，是特朗普总统作出的判断，与经济规律和现实，不是相去甚远，而是基本南辕北辙：
1、将1世纪的世界当成了19世纪的地球。美国对中国征税导致美国收益绝对增加，中国收益绝对受损，是将19世纪重商主义的逻辑套用到1世纪。根据特朗普的推特，其描述的场景是这样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全部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与美国企业或者投资无关；美国征收的关税全部由中国商品的制造商，以及出口商承担，完全不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是终端产品，基本不涉及中间件；即使有美国企业从中国进口相关中间件进行加工，这些企业能够几乎不受损失地重新布局供应链。
、将中国市场当成可以随便被替代的市场。特朗普非常清楚在选举年惹毛共和*基本票仓即美国农场主的后果，因此他脑洞大开地认为，可以在年复制年代艾森豪威尔*府实施的所谓“食物换和平”的做法，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拿出一部分，购买美国农场主原先销往中国的农产品，并将其提供给世界上遭受贫困和饥荒的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年执行该计划的美国对外援助署的年度报告，年全年“食物换和平”计划从美国农场主购买的粮食总量是万公吨；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的统计报告，01年的数据，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是.万吨，棉花.0万吨；而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年的数据，中国全年从美国进口大豆,,58吨。非常明显，特朗普拍脑袋想农产品替代方案的时候，他经常自夸的商业天赋应该暂时处于关闭状态，某种来自纳瓦罗的“蜜汁自信”，支配了灯塔国现任大统领在那个瞬间的脑回路。
如果算术都不好，怎么实现“交易的艺术”？
、将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完全置之不理。特朗普从竞选总统开始到现在，始终将“成功商人”和“交易艺术”挂在嘴边，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懂经济，爱民生，熟悉业务的能力型大统领，以此区别其所不屑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的华盛顿建制派。不过，显然这次在关税的问题上，相关机构的研究结果并不这么看。
世界贸易伙伴公司（worldwidetradepartnership,LLC）在年月就发表了题为《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评估》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数据是比较冰冷的：对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征收5%的关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94,个就业岗位，以及家庭（按照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增加美元；如果将剩下的00亿美元对美出口一并征5%的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1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美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大致在10%左右，超过10%的关税增加额度必然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无论是个体消费者还是制造业企业。
当然这个压力有一个传导的过程，根据美国零售业联盟（NRF）分管供应链和消费者*策副主席JonathanGold的评估，如果关税水平持续维持在5%的水平，那么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就会在美国真实地出现。
落后的知识结构，扭曲的决策团队，以及具有显著缺陷的个性心理特征，共同导致了特朗普以这种看似凶狠、实则严重损伤美国中长期利益的“自残式要价”，对中国使出了显然不具可持续性的短促突击，并谋求在真实代价暴露之前的窗口期内获得某种决定性的回报：在心理和精神上压倒中国，迫使中方作出重大让步。
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无感的，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美方要价内生缺陷的同时，需要准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面临的真实压力，避免出现“不战而降”、“惊慌失措”以及“被动等待”等不当应对，以勇敢夺取中美战略博弈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1、准确区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链挤出”，避免过高估计美方极限施压的实际效果。
在此轮美方施压消息传来之后，部分企业从中国大陆转移至其他区域的案例，被论述成“产业链正在被挤出中国”，并引起了人们的担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对美国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不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进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持续不断地从低端向中高端移动；第三，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的分析，不能始终机械地局限在以工资衡量的人力成本领域，而需要结合相关产业的整体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
简而言之，与其说现在出现的“部分企业外移”，是所谓美方 压力下的“产业链挤出”，不如说是加速了本就在进行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进程。
、辩证理解作为理念的“创新”与作为现代生产活动组成诸环节的“创新”，避免机械化理解导致陷入“美国靠创新，中国只能被玩死”的错误认知框架。
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一种系统化的综合性竞争，不是由单一环节的局部特征所决定的。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两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这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是覆盖创新、产品、制造、市场等诸多环节的完整体系，是主要由市场逻辑驱动下客观形成的。
对理性的市场投资力量来说，美国的创新，在中国加工制造，然后在全球进行销售，是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一种安排。如果说美国在创新端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在产品制造等环节对美国也形成了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美两国合则两利；一定要切断，要折腾，那么两伤，就是注定的；坚定地用单一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论述可以取得美方全胜，中方全输的结果，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从历史比较案例中认清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决于对美方霸凌的坚定回应，放弃“微小让步换取转圜空间”、“无条件顺应美方要求换取美方认可与欢迎”、“被动等待世界局势有利变化”等三种代表性的错误认知。
中方要实现的是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利益的重新分配；美方要实现的是对优势地位的维系，不仅要保持有利的分配方式，即美方获得的收益在绝对数量以及增长速度两个方面，都比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同时还要消除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的威胁，就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实现在产业链上的自主移动。
年代，日本曾经对美国构成过威胁，美方通过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方式，消除了这种威胁，在此过程中，美国没有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军事盟友，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西方阵营，就对日本手下留情。
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财长，图片来源：wiki
美国确实反复提及希望中国实现繁荣、开放、稳定，但是这种繁荣，是确保美国从中国持续获利的繁荣，是确保美国可以单方面从中国获益的开放，是确保美国可以持续稳定获得收益且不受威胁和挑战的稳定。年4月10日，班农在“当前威胁委员会：中国”的圆桌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7年回归之前的香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遵循西方游戏规则，构建一片在*治、经济、文化上让西方满意的乐土，而且，绝对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和挑战。
年代的危地马拉、年代的智利、年代的日本、0年代金融风暴前后的东南亚诸国，都证明过不能或者不愿抵抗美国霸凌的国家可能陷入的窘迫境地：或者成为予取予求的事实上的非对称依附性产品基地，或者成为美方非对等的小弟，失去实现自身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显然是非常确定的：
1、坚定而理性地进入“边打边谈”的战略对峙阶段，以坚定的意志和理性的策略，打消美方实现短期战略赌博突破的可能。
经济活动有内生的规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不会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美国领导人的突发奇想。因此，中方应该以对称策略回应美方令人遗憾且不负责任的升级举措，在适度保持接触和信息沟通的同时，坚定而耐心地等待美国遭遇客观规律的惩罚与报复。中美两国当然都会因此承受代价，但一如中美关系自年以来的发展反复证明的那样，只有坚定打消美方不切实际的幻想，才能让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稳定发展的阶段。
、保持战略定力，在坚定回击美方霸凌措施的同时，坚持核心利益，坚持对自身发展方向和节奏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中美贸易问题关系重大，但对今天中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也仅是一个局部。中国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和方向，在自身经济发展，推进实施中国制造05，以及“一带一路”等方面，继续实施自身的战略布局。一如策划对华强硬战略的班农等人所指出的，美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中国制造05、一带一路、5G等构成的组合拳，如果中国领先其他国家完成十九大报告中规划的路线，那么中国在05至年间，首先会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然后变成一个制造业和经济强国，最终变成一个金融强国，且能够对美元霸权构成直接挑战。显然，中国应该在这些领域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这是中国真实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时代和世界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
、保持团结，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合力，维系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及稳定。
特朗普这次的“自残式要价”，是一种典型的战术投机，也是一场战略豪赌，试图从精神和意志上压倒中国，不仅让美国能够消除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也试图以“干掉美国头号威胁”的*绩，来摆脱自身面临的包括通俄门调查期间干扰司法等来自美国国内的*治威胁和挑战。
一如有各种来源的信息指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多次暗示或者明示，美国能够干掉中国制造05，因为有来自中国内部的配合，利用可能存在的不团结，利用短期的动摇，利用基于不同原因的侥幸或者错误认知，是美方在处理此类战略博弈中短期内真正意义上最主要的王牌。从历史上看，如苏东剧变之后的形势发展所证明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输掉战略博弈重新沦为霸权乐园和狩猎场的国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
当下来看，道路的曲折，局势的复杂，以及最终前途的光明，以各种方式，同时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应该迈出坚定的步伐，去勇敢夺取中美战略博弈的阶段性胜利。
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深度好文）
原创：天涯补刀
我们总说，在世界分工体系里面：发展中国家在充当“苦力”的角色，发达国家在充当“老板”的角色，发达国家不断的剥削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是如何剥削发展中国家的？
其实，主要分为两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
第二，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将低成本的东西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这种模式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但是，这种现象都是不可持续的。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个看似复杂的问题通过简单的例子让所有人都明白。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纠结于我们的“苦力”身份——因为我们做“苦力”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做“苦力”，欧美国家现在做“老板”，但是它们的后代会做“苦力”。
以前我们给大家分析过：按照美元计价，我们的GDP只有美国的60%，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那么我们的GDP是超过美国的。
年中国的GDP为1.万亿美元，美国为19.4万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6%；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GDP却达到了.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0%。
显示原图
我们以前给大家普及过购买力平价，所谓的购买力平价就是指同样的钱在不同国家所能购买到的商品。
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年中国的GDP仅为1.万亿美元，但是在中国这1.万亿美元却可以购买到相当于美国.万亿美元的商品。
.除以1.，这个比例大概是1:。
也就是说美国人拿着1美元可以到中国买到价值美元的商品。
这就是很多人所谓的：中国是“苦力”的根源所在。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贱卖自己的商品？我们是不是真的吃亏了？
如果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中国不亏”，那么估计很多人都要骂我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在中国，同样的钱在不同的地区购买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多的。比如，在上海你10块钱只能购买1斤白菜，在二线城市10块钱可以购买到斤白菜，但是要是在农村10块钱可能买到10斤白菜。
为什么？
我相信这个道理一点也不复杂，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啊，工资高啊。
农村的菜为什么那么便宜？
因为农村没有那么多的工厂可以让大家上班，大家都赚不到钱，而种地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所以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去种地了，菜的价格自然很便宜。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拥有大量的人口，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么的工厂，所以我们的劳动力释放不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快速的发展起来，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
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农村和城市达成协议：由农村来提供城市的白菜供应。
上海由于人工成本比较高、土地成本比较高、消费比较高，在那里种白菜的代价比较大，所以最终导致10块钱才能买到1斤白菜，而农村呢，各种成本都比较低，这个时候农村给城市提供白菜，那么白菜运输到上海后，上海人再购买1斤白菜可能只要5块钱。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农村以前种一斤白菜的收入是1块钱，现在农村和上海达成协议，农村的蔬菜运到上海只卖5块钱，刨除运输费用块钱，还剩块钱。
也就是说：上海和农村合作以后，上海人获得了农村的廉价白菜，而农村人的收入也增加了，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那么上海是不是只享受好处而没有任何代价呢？
当然不是！
因为上海的菜农都失业了，而且以后上海的白菜只能有农村提供，一旦农村不再给上海提供白菜，那么上海就会因为缺少白菜而价格暴涨——上海已经被农村“绑架”了。
如果我们把“上海”换成“美国”，把“农村”换成“中国”，我们就会理解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了——中国在为美国提供廉价中低端制造的同时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美国在享受中国廉价的中低端制造的同时被中国给“绑架”了。
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是我们根据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转换后的数据，其意义是：美国拿着1美元可以在其它国家能够购买到相当于美国多少美元的商品。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发展中国家的比值都比较高，而发达国家相对都比较低。
这个图我们没有刻意的挑选，而是将年GDP大于1万亿美元的所有国家都放在这里的。如果算上一些经济体比较小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穷国，那么数值更高，达到5以上。
其实，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比如，我们在中国赚钱，那么去印度、俄罗斯等国旅游，那么那里的消费要比中国的消费低很多——因为他们的值比中国要高。
发达国家的比值为什么那么低？
因为发到国家的产业大多都是高科技，他们之间彼此出口的利润都是差不多的。比如美国出口一辆卡车到日本的利润和日本出口到美国一辆轿车的利润是差不多了，所以日本没有必要在汇率上给美国让步。
相反呢？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在汇率上给发达国家让步，那么中国的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就没有优势了，因为运费高啊——一船的手机和一船粮食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们不在那个上让步，我们的商品出口到美国根本没有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数值普遍较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产业的附加值不一样，所以运输的费用也不一样。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很有意思。
回归正题，既然同样的美元在中国能够购买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美国会不会拿着大量的美元来中国享受呢？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回答：不会，至少规模不会大！
道理很简单：上海人一年挣10万，农村人一年挣1万，但是你看到有几个上海人愿意来农村的？
为什么不来农村？
两个原因：
第一，你来到农村就挣不到上海那么多钱了。
第二，农村的医疗、教育、交通、娱乐、文化等远不如上海。
所以，即使同样的美元能够购买到更多的商品，美国人也不会拿着大量的美元来中国生活。
当然了，或许有人会问：那么美国人拿着美元来购买中国的商品带回国消费呢？
其实，这不就回到前面的问题吗？
上海为什么要和农村达成“上海的白菜由农村提供”的协议？
原因就在这：因为同样的美元在中国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大量美国的商人来购买商品运回美国消费，所以这个“协议”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因为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汇率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继续以上面的问题继续深入下去：美国人拿着1美元到中国可以购买到价值1.9美元的东西，如果美国人把这些东西运到美国后，还有多少利润？
除去运费和其它的成本，利润大概只有10-0%的样子。
所以，特朗普想要和中国打 ，只要把关税提高10-5%，大量中国的商品就无法出口到美国了。
特朗普为什么要和中国打 ？
因为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把美国的中低端制造全部打败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发挥作用，从美国赚走大量的财富，美国本来已经没有那么富有了，但是它还在一直借钱维持繁荣——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继续以上海和农村为例：农村由于大量向上海出售”白菜“，再加上农村的物价比较低，同样的钱可以在农村生活的更好，所以放假的时候很多上海人来农村消费，这就导致上海的钱源源不断的流向农村，最后导致农村异常的富有。
农村虽然富有了，但是由于农村人吃苦耐劳习惯了，所以他们还保持以前那种勤俭节约和任劳任怨的习惯，并没有因为自己富有了就嫌弃”种菜“辛苦，也不嫌弃”种菜“的利润低，这样上海人也无法把钱再赚回去。
这个时候，对于上海来说，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上海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富有了，这个时候上海人工资已经下降了，农村的白菜运到上海要5块钱，上海人自己种菜的成本低于5块了，所以该自己动手种菜了。
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中低端制造？
就是因为特朗普知道，这种状况必须要得到改变了，再不改变，以后美国只会越来越穷。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愿望很难实现呢？
因为”上海“走了另外一条路！
第二，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如果上海人工资待遇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上海人就会严重不满，社会就可能不稳定，所以这个时候上海不能走第一条路，只能走向农村人”借钱“维持繁荣的日子。
这就是美国债务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目前美国*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接近万亿美元——美国*府只能通过不断的借钱才能维持美国的”繁荣“。
这里我们顺便说下奥巴马的TPP。
奥巴马实行TPP的目的是什么？
奥巴马的想法是不用中国提供”白菜“了，让其它国家来提供。
特朗普为什么要否掉TPP？
因为奥巴马的TPP根本不是解决美国困境的最好选择，相反是最差的选择，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熟练的工人、拥有良好的交通运输系统，所以由中国人提供的“白菜”价格是最低的，如果换成其它国家提供的话，那么只会让美国的财富更快的流失！
这就好像上海现在发现农村太富有，不想让农村再富有下去，然后准备不从农村进口“白菜”，相反从“三线城市”进口“白菜”——那个价格肯定要比农村贵。
奥巴马的TPP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搞中国！
但是，特朗普不同，他是一个商人，他知道TPP对美国毫无经济利益，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TPP，然后和世界打 。
因为从本质上讲，“上海”不能从任何地方进口“白菜”，只有让“上海人”自己种白菜自己消费，即使价格高点，那么“上海”的钱也还是在“上海”本市循环流动，而不是再流出了，但是美国的老百姓不乐意！
说到这，我们看到*治家和商人的区别了吧！
*治家可以不顾利益的搞死你，而商人更多的是考虑经济利益，这也是我以前一直说的：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中国会异常的难受。
前段时间，中美贸易协商中提到了一个以前从未提到的问题：汇率。
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在美国的1美元能购买到中国价值美元的商品，特朗普让中国在汇率的让步本质上就是要减少“”的值，一旦这个值减少了（即人民币升值），那么未来中国的商品就没有优势了，美国的制造业就可能发展起来了。
那么中国会不会答应美国的要求呢？
这个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上海”和“农村”上去，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农村人因为人口多，向城市提供大量廉价的白菜，现在农村人已经很有钱了，虽然有钱了，但是农村人并没有忘本，还在不计较利润低，还在辛勤的劳动，因为他们知道农村还不如城市，农村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高科技等方面还不如城市好，所以他们在辛苦劳动的同时，把赚来的钱不断投入到交通建设上、投入到医疗、教育和高科技上。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农村人不寻求城市人帮助，他们排除代表去城市学习，学成后回到农村自己干，因为他们不想让钱被别人赚走。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农村人从城市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农村！
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村的教育、医疗、高科技等不断的发展起来，而且在部分领域有超越城市的趋势，一旦农村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优势，那么城市就彻底没有吸引力了。
这就是中国扩大内需、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的主要原因——谁也别想从中国把钱赚走。
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那么多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制造05”的来源。
我们不仅仅不让别人赚到我们的钱，而且我们还要在原本是城市的优势项目上，比如高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继续向城市反出口，最终我们不仅仅要把“白菜”出口到上海，我们还要把“汽车”出口到上海。
“上海人”看到问题没有？
看到了，所以到处围堵中国！
中国的这种不让别人赚钱的模式能行得通吗？
当然行不通！
因为这么下去，其它城市都不和我们玩了！
城市不和我们玩就拉倒了，因为我们知道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不比城市差了，但是我们又不能闭关锁国，相反，我们还要赚取更多的东西，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是那些比我们以前还穷的“农村”。
我们到那些比我们以前还要穷的农村去投资，主要两点原因：
第一，我们农村已经很富有了，有些人已经不愿意种“白菜”了，那么如何让自己享受到以前的那种“白菜价”还不让自己的钱流出太多呢？
我们去那些比我们还穷的农村投资，这样我们不仅能获得廉价的白菜，而且能够从投资中获得另外一份利益，这样既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的流出，甚至还能利用那些更穷的“农村”资源继续向“城市”出口“白菜”，继续赚“城市”的钱。
第二，我们不仅仅拉动了那些地方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可以做“城市人”了，那些国家自然站在我们这边，即*治利益。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来源。
或许，有人会问：美国为什么不去投资？
理由很简单：他们不稀罕赚那个小钱。
很多人关心的是：未来，我们会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
其实，这是一个悲哀的问题：将来，中国像美国一样强大了，我们必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劳，而且非常的聪明，我们的*治体制更好，所以这个衰弱期一定要比欧美国家短很多——这也是在历史上我们虽然有衰弱期，但是繁荣的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
说实话，现在的我们处于一个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变好的，而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在一天一天的变差。
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偶尔能吃上肉了，那是幸福；以前整天吃鲍鱼、燕窝、鱼翅，现在突然吃不起了，就算整天吃肉，也不会感到幸福。
我们本质上来讲，欧美国家为何走到现在这一步？
第一个原因：欧美国家的人懒惰了，有钱了就不想做那些低利润的事情，导致财富不断的外流。
第二个原因：体制的原因。欧美采取那种所谓的“民主”体制，不断的允诺各种高福利，不仅仅让财富大量的外流，而且让人懒惰了。
比如，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法国的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法国人不愿意去工作，不想工作！
为什么不想工作？
因为他们不工作也能拿到钱，甚至过的比工作的人还要好。
在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你大学毕业后工作四年，那么即使失业了，*府每月会给你发大概欧元的补贴，这个钱在本国固然活的很差，但是如果把这欧元换成人民币，那么就是接近1万人民币啊。所以，很多人根本不工作了，就拿着补贴来中国享受生活了。
当然了，如果他们拿着补贴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生活的话，那么会过的更好。
这种情况，看似赚了便宜，但是弊端很大的，因为这不仅仅加重了本国的财*负担，而且让本国大量缺少劳动力，制约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让本国的财富大量流出。所以，高福利是一种双刃剑！
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等国家也都意识到这种问题，都想要削减国民的福利，让那些懒人劳动起来，但是——没有用！
因为这种*策根本无法落实下去，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来反抗你，就不会把票投给你。
比如，月11日，特朗普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预算案。该预算案大幅削减医疗补助、食品券、环境保护和其他民主*总统候选人誓言要保留和扩大的项目开支。
这份预算案在国会迅速引发争议，许多民主*人断然拒绝，甚至有一些共和*人也试图与该预算案进行切割。
我常感叹：欧美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如果不用重药的话，是治不好的。可是，如果用重药，那么就会非常的痛苦，欧美人民根本承受不了。
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注定了：只能继续这么沉沦下去，继续透支自己国家的财富，直到彻底无法承受的那一天才可能改变。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文章的开头说道：我们做“苦力”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做“苦力”，欧美国家现在做“老板”，但是它们的后代会做“苦力”。
在以前，我们还经常“羡慕”日本，可是现在就算日本制造一个“幺蛾子”，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个量级上了啊，就像一个乞丐谩骂一个富翁，富翁是不会和他计较的，但是要是另外一个和他相当的富翁谩骂了他，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搞死他一样！
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美帝，这也说明：我们中国人真的强大了，虽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种变化，但是在潜移默化中，我们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了！
继续加油吧，炎黄子孙！
我们距辉煌，只有一步之遥了！
原标题
《秩序重构
中国，或二次入世》
来源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清和（智本社社长）
“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与华尔街的纸醉金迷，最终触发了美国社会矛盾的阈值。这一矛盾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则是当年里根改革形成金融资本主义。在“里根大循环”的光环之下，里根*府和特朗普*府都对这一秩序进行修正，前者的镜像是日本，后者则是中国。
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秩序，美国对于危机的反思以及全球化秩序重构的决心，大大超出了中国的预期。
，如今成为特朗普*府构建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步骤。“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新贸易规则将诞生，中国或面临二次入世。
拨开马基雅维利主义之迷雾，以理性观察美国经济之改革、全球化秩序之构建，中国该如何应对秩序重构及大国博弈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特朗普，修正“里根大循环”
年，演员出身的里根，高举着退役球员肯普议员的减税法案成功入主白宫。此后，短短几年，里根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携手降服困扰美国接近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成功缔造了索罗斯定义的里根大循环（详见《保罗·沃尔克：半世风云，一蓑烟雨》）。
如今，边区人设的特朗普同样以大规模减税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特朗普似乎化身为里根，打造第二个里根大循环。
不过，特朗普*府并非要打造里根大循环，而是修正里根大循环。过去四十年，里根大循环延续了特里芬难题，在年达到房产次贷与金融繁荣的阈值，诱发了次贷危机。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凭借“行动的勇气”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实施量化宽松救市。8年之后，里根大循环又触发民主*治与自由经济的阈值，选票*治助力特朗普替代传统建制派。
奥巴马最近在新书《奥巴马：历史的呼唤》中坦言：“特朗普成功当选而不是希拉里，这让奥巴马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奥巴马确实没有肩负起“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重任，以饮鸩止渴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强化了“铁锈地带”与华尔街之间的矛盾。特朗普的解决办法并非修小修补，而是大开大合，试图最大限度地修正“里根大循环”。
任泽平说：“中美 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里根大循环金融繁荣背后的内在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治，特朗普没有像奥巴马以改革者自居，倒以破坏者形象示人。
年，在沃尔克的建议下，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世界开始进入浮动汇率、无锚货币时代。但是，这种全新的全球化金融局势，世界各国茫然，美国也不知道怎么玩。
整个70年代，是美国国运最糟糕的十年。世界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美国遭遇持续滞胀危机，深陷越战泥潭，美元三次贬值，国际汇率波涛汹涌，苏联频频出击，法德日跃跃欲试，美国*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毫无办法。
但是，70年代，也是近代世界经济转折点。这十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打碎了一个旧世界，投资银行、跨国公司崛起，微软、苹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混乱中涌现端倪。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美对话是这十年风云之际中最容易忽略的插曲。年，擅长外交的尼克松来到北京，在机场与周恩来历史性握手。从此，中美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与博弈。
年，是关键的一年。此时，里根总统入主白宫，邓小平已复出三年力主改革开放。风云际会，两大伟人在历史舞台上交汇。这一年，中美建交，两个大国的历史河流在太平洋上相遇。
年底，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经济时期后，美国股市开始奇迹般地上涨，吃了一颗子弹的里根总统因祸得福、鸿运大展。此后，正如蒙代尔以及追随者所料，美国开启了几十年的股市及楼市大牛市，十年滞胀疑云一扫而空。乘着金融、全球化、信息技术三股浪潮，美国经济重回二战之后的增长态势，“里根大循环”风光无限。
金融、地产繁荣，跨国公司、科技公司崛起的同时，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加大，经常账户恶化，美国财*赤字逐渐扩大，五大湖区制造业日益衰落。从里根*府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金融繁荣，制造业萧条，出口萎缩，资本强劲，*府债务高企，华尔街获利颇丰。
显然，“里根大循环”是一个畸形的非均衡的全球化秩序——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贸易赤字、财*赤字、贫富分化。这种秩序导致美国经常账户严重赤字，资本账户钵满盆满，加剧了美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经济矛盾的阈值触发了年金融危机，社会矛盾的阈值推动特朗普上台，并引发特朗普现象。
但是，当年里根*府走上这条畸形的道路，几乎是别无选择。
当时，萨缪尔森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主张强势拉升美元。不过，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凯恩斯主义者的话语权磅落。在经历福特、卡特两届*府后，失去耐心的选民选择了主张减税的里根。
里根在大选时宣称，他告别了需求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端经济主张（供给学派）。但是，当时减税法案有着浓重的选票色彩，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里根团队中包括舒尔茨、弗里德曼、格林斯潘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担心*府财*预算问题。
在此之前的白宫*府财*部以及美国经济学界，虽然主要信奉凯恩斯主义，但非常强调财*预算平衡。里根团队也担心减税带来的财*收入减少的问题，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弗曲线。事实上，拉弗曲线并没有起作用。里根*府在实施减税计划后，面对糟糕的*府赤字，立即又向国会提交了加税法案。
真正起作用的是前任卡特在炒掉内阁后，任命了“大个子”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任后，铁腕治通胀，把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0%以上，同时盯住货币总量（受弗里德曼影响）。沃尔克的胆识与猛药，压住了凶猛的通胀。
沃尔克暴风骤雨般的紧缩*策，扫除了美元在70年代的颓势，间接将美元推上了强势轨道。
这为里根*府稳定了经济基本面以及通胀预期，也为“里根大循环”打下了“强美元”的基础，同时也埋下了失衡秩序之因。
对此，里根对沃尔克非常不满，紧缩*策导致经济陷入负增长，失业率超过9%，同时联邦*府财*赤字扩大。里根*府在市场上融资成本高企，可能导致利率维持高位。舒尔茨、弗里德曼等一批重量级经济学家写了一份报告，指明撤销美联储理事会。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最终被蒙代尔解开了。蒙代尔认为，美元升值，国际资本则会回流美国本土，美国的国债和金融资产将成为抢手货。供给学派的贝利问蒙代尔：“谁为*府赤字买单？”蒙代尔非常肯定地说：“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赚取了大量美元）。”就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蒙代尔的预言成真。（详见《供给侧革命
一群老饕、酒鬼、嬉皮士发起的革命》）
年底，美国经济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后，开始走上了金融资本主义。
为什么美元必须保持强势？
在当时，美元走强是无奈之举，是沃尔克打击通胀的手段。但是，美元走强其实是必然。美元若想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则必须强势。美元强势，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如此美国必然陷入贸易赤字，金融繁荣和制造业衰落；美元强势，美国*府可以获得大量廉价的融资，也为联邦*府财*赤字创造了条件。这实际上是特里芬难题在无锚货币时代的延续。
“里根大循环”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一直被美国社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