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近代流亡者和华侨 [复制链接]

《随缘护花》（中国画报出版社，年1月出版）是陈舜臣以随笔形式解读中日往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诗人的文集。其中，陈舜臣以独特的视角揭开了那些有关历史事件、有关历史人物的背后故事，字里行间亦表达了一种“将荣辱褒贬置于度外”的随缘心境。这本随笔集为读者娓娓道出我们熟知或未知的历史长河中点滴而凝重的故事。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何谓一衣带水——近代流亡者和华侨

明治维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但在这之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

要说中国会从日本进口什么，主要是铜。进口铜是为了制造铜线，只依赖云南产的铜已远远不够。但是后来就连这项贸易也做不成了。

因鸦片战争，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不久，包括上海港在内的五港被迫开放。从此，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

大约十年之后，日本国门对外开放。

国门开放后，外国商社开始进入日本。但那时外国商社是带着中国人一起前往的。大概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多大区别吧。

外国人既不了解日本人的信誉如何，也不了解日本的贸易习惯，这让他们无法直接与日本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带着中国买办充当中间商。

起初，他们以为日本和中国连语言都是一样的，后来才知道并不相同。不过彼此可笔谈、沟通。而且在汉文典籍方面十分相通，可见当时知识阶层的日本人要比现在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

看来，那些外国人的想法是对的，通过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地与日本人进行交流。

明治初期来日本的中国人主要来自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在日本开放国门之前，他们就从事国际贸易了。这是鸦片战争带来的结果。因此，相比井底之蛙的日本人，当时的中国人，至少是那些和英国人、美国人一起来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多。这些中国人此时并没有去长崎，而是去了新开放的以横滨、神户为中心的口岸。

日本开始对外贸易时，尚不能直接与中国开展贸易，因为两国间还没有条约。明治六年（）虽缔结了清日间条约，但因之前没有条约，所以很难进行贸易。之后，如果日本人想和新加坡人做买卖，但不了解商家的信用，便通过中国人做中间商。

如果新加坡的商家破产，失去了支付能力，就由中间商的中国人代为支付。这种模式的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二战”前。

我也出身于贸易商的家庭，对此略知一二。比如，即便拿到商业信用证并带着装船单或提货单，到银行也是不能立即取款的，通常都需要60天到90天才能支付。这就是信用交易。因此，不了解对方的信用程度是不行的。

当时的日本贸易商人并不能做到对每个国外商家都了解。

但是，在日本的华侨是非常了解的。比如，海外有一家店铺虽然店面很大，但经营不善，如果对方要求发货，望谨慎而行。当时一万日元可算是巨额了，因此即便商家要求购买一万日元的货物，卖方也不会发一万日元的货物，而是先发三千、五千的货，以货少为由，尽量少发货。如此，即便买家倒闭，自家两三千日元的损失还能承受。所以，经商首先要看对方的信用。

有关商业信用，当时的日本人并不太懂。所以，生活在横滨和神户的中国人起到很大的作用，为日本商人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这就是信用调查。

就这样，随着日本打开国门，中国人在其中起到了引领、向导的作用。不过，这个时期非常短暂。没过多久，日本商人就学会了自己掌握信息，还在海外开设了日本领事馆。

但实际上，仍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店铺了如指掌，而咨询、调查却是华侨的特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乡*之间彼此还是大致了解的。尽管也存在因吃亏而隐瞒不说的，但究竟还是略知一二吧。

作者陈舜臣

因我家是做贸易的，所以时常会听到父亲聊起这类话题。也许不太准确，但我知道神户的华侨贸易商都不是什么大商社，但他们与日本批发商之间的关系都很好。

这就好像是命运共同体，对方做不来的事情，就自己做。

我家主要做海产品生意，一直都是从北海道购进干贝、海带，从五岛群岛购进鲍鱼。若是刚到日本，不曾与北海道等地方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人，则是做不成买卖的。其实，像我家这样的方式早在江户时代就有了，都是通过北海道或五岛的批发商等做贸易的。

随后的装船费用由中间商承担，并承担对方的商业信用及其他方面的责任，即所谓的分工。如果失败，交易两方都会遭受损失。因此，家父总是称此为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彼此形成的关系。

从贸易、商务的往来看，这一良好状态持续了近20年。

甲午战争发生于公元年，在此之前中日的商业关系一直比较友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条约于明治六年被批准，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公使。但中国的公使却迟迟未到日本。

其中的缘由自然很多。到了明治九年，何如璋（—）成为第一任驻日公使（当年不称“大使”，而称“公使”）。但此时，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未能即刻动身赴任。原来，西乡隆盛发动了西南之战，想来是日本方面自顾不暇，请中国延期了吧。事实上，何如璋于被任命的次年，也就是明治十年作为中国首任正式公使抵达日本。

我时常会拿出何如璋的日记看一看，知道他来日本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到日本的时候，恰逢12月的严寒，据他日记中的记载，当时街路上满是前来欢迎的人。

尽管当时道路比现在要狭窄一些，但前来迎接的人还是挤满了街道。海滨沿线悬挂着数以万计的灯笼。应该还有不少小学生挥舞着小旗列队欢迎吧。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外国人。此外，县令（现在称“县知事”）等各级官员也在欢迎行列之中。

这些在何如璋抵达神户时的日记中都写得很详细。

到达后，他去参观了布引的瀑布，还去了湊川神社，日对日本也不了解。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策后，几乎没有人去过中国。曾有漂流遇救的人，被送至澳门。在19世纪中期后，因上海出现了租界，遇救的人会被直接送到租界。因此对双方而言，这次如同初次见面一般。我想，白纸一张的状态，对日本来说是件好事，不加带任何成见。

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冲突总会发生。围绕朝鲜半岛发生了各种不幸事件。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的国土扩张主义，二是或曰中国的中华思想，即针对朝鲜的宗主国意识。

这种情形在近代国际法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总之在种种缘由之后，不幸爆发了甲午战争。从那时起，中日关系逐渐交恶。

当时，神户有一座红砖建造的相当宏伟的建筑物——中华会馆。据说，在甲午战争时被投掷石块而毁坏。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损坏程度，但据说已无法使用。两国人因战争而引发了敌忾之心。想必当时执*阶层的下属错误地煽动了这种敌忾情绪，才会导致这种不幸的发生。甲午战争爆发于19世纪末，此后，中日关系便始终处于一个不幸的时代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竟然会败给日本，怎么会败给一个小国呢？中国开始了反思。在清末时期，人们开始思考在日本一定发生了什么，那里一定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向大清朝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在马关签订了条约。其结果，清朝割让了台湾、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归还），这消息传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正在举行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正值最终考试之年。这些年轻人——说是年轻人，其中也包括三四十岁科举合格的人——聚集在北京，有近万人之多，他们征集署名要求改革国*，并提交到了清*府。他们的行动是被甲午战争激发而产生的。

署名活动的带头人就是康有为（—）。他是后来与孙文对立的国*改革派。康有为虽是考生身份，但作为学者已然非常知名。作为学者的学识与考试的技巧并不等同，所以尽管他已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仍在应试的行列。康有为于那年通过了最终考试，成为相当于科级的官员。

当时的光绪皇帝（—）已超过了20岁，但权力却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因此，康有为等力保光绪帝，打算以皇帝亲*之名实行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当时，他们潜心研究了两个国家的改革，一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另一个是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他们对这两次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打算在中国实行。若想实行就必须对西太后发起*变。计划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只是*变需要武力，他们都是文官，手中没有兵权。为此，他们选择了一位似乎关心新*，并对改革持同情态度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是将军，虽然是甲午战争中的败将，但手中握有兵权。康有为等人希望得到他的援助，然而袁世凯却密报给了慈禧太后。

*变失败，他们注定要遭到追捕。好在事发前夕，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得以逃脱。当时逃亡的地方是外国的公使馆，公使馆具有治外法权，进了公使馆就不会被抓捕。

其中有一位名叫谭嗣同（—）的人。此时他已经进了日本公使馆。但是，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将他的心情写下来留在那里。大家都劝他留下，对他说如果现在出去，必定会被逮捕并处以极刑。然而，他这样回答康有为和梁启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随后又说：“君为西乡，吾为月照吧。”此言留有记载，可见对西乡隆盛和僧侣月照的事情，他是知晓的。

月照死了，留下了西乡。“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死，不是难事，活下来奋斗才是难事。难的事情你去做，我做简单的吧——谭嗣同没有留在日本公使馆，他走出去就立即被捕了。

当时的那个年代，谭嗣同未经审判就在大概七日之后被斩首了。

他说的那句话——“君为西乡，吾为月照”，因改革派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想来，众人心中都懂。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思想使得人们对外国并不关心。特别是对日本，认为是与中国相同的文化圈，因此更不会多加